请讲讲您在俄罗斯最早的艺术记忆
我家里有非常多的书——那种来自各大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大画册，还有关于画家的书。我的家庭本身和艺术毫无关系，但不知怎么，妈妈每年生日都会收到两三本大画册作为礼物。到我童年结束的时候，这些画册大概积累了二十五到三十本。它们封面朝里摆在书柜里，我总是不停地翻看它们。虽然只是复制品，但它们一直在我眼前——这大概是我童年最鲜明的记忆了。
第二个记忆，是我怎么去了莫斯科郊区奥特拉德诺耶区的一个美术工作室。那时我十岁，那里烟雾弥漫，摆着画架，有画家，有自由，有艺术，有自我表达。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90年代俄罗斯青年艺术家面临哪些困难？
我的艺术之路大约从87年开始，所以到90年代我已经在上学，后来也毕业了。那时候的困难与其说是时代造成的，倒不如说是我自己太向往自由。
我在彼得罗夫斯科-拉祖莫夫斯卡亚美术学校上学——是邻居家的一个女孩带我去的，她自己并不梦想成为画家，但她的父母送她去上课。我拿出在区美术工作室创作的作品，就被录取了；我一直在普通学校和美术学校里同时上课，直到十一年级。
我做了毕业设计，题目在我看来有点牵强，但我还是把它完成了。在最终的评审会上，几位白发的老师开始说，很多地方都要重做。我那时大概十七岁，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反抗：我说我什么都不会重做。他们告诉我，那样的话我就拿不到学校的毕业证。我同意了——在那之前我的成绩从来没低于满分，但这个题目本身就是我硬着头皮做下来的，我已经准备好就此作罢。结果我没有拿到毕业证。从那以后我们和这所学校再也没有联系过，不过和一些同学至今仍是朋友。
类似的冲突也发生在我的第一所大学——位于谢缅诺夫斯卡亚的工艺学院陶瓷与雕塑系。雕塑课上，我从吉瓦尔坚——一位功勋大师——那里拿到了名正言顺的满分：别人塑两个月，我两个小时就塑出了一个头骨。而在陶瓷课上，评审会上有位女老师直接说：为了降低我的“荷尔蒙水平”，应该给我四分而不是五分，还请评审团同意这个意见。而同时，我所有的作品都被收进了学院的基金会——这是苏联时期的规矩：最好的学生作品要留在学院的收藏里。我完全看不出这里有什么逻辑：评分被降低了，可那些我倾注了无数个夜晚的作品，却被当作最好的作品收走了。正是因为这位老师，我后来离开了那所学院。
是什么成为您决定离开俄罗斯的转折点？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严格说来，我从未以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离开”过俄罗斯。我以前讲过印度哲学家奥修的例子，他从印度搬到了美国：他说，男人和女人就像天与地。男人关心的是生意、美元汇率、总统，而女人关心的只有爱情。那时我的个人生活正遇到一些麻烦，而正好伦敦一所大学寄来了邀请，我就决定去了。
英国有三大艺术院校体系：金史密斯学院、UFARTS学院，还有伦敦艺术大学——它下面包括六所学院，圣马丁、切尔西、卡姆伯韦尔等等。我被分进了一个由十二人组成的国际小组，来自世界各地：有美国人，有巴西人，有意大利人——还有我，来自俄罗斯。
我原本只打算去一年。但我从小就有一个特点——我非常喜欢孩子，一直想多生几个。而因为我自己从小一直被各种限制——无论是在普通学校还是美术学校——我希望能给自己的孩子一个地方，让他们可以真正做自己。那时我还没有体验过西式教育，后来也对它很失望，但当时我想试一试——通过我的孩子去试。我犹豫了很久，但最终还是带着孩子一起去英国度过这一年。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这“一年”变成了好多年。所以对我来说，作为一个女人，个人生活才是出发点——这里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在俄罗斯生活得并不差。
2006年英国是如何迎接您的？
老实说，英国接纳我非常温暖。没有什么文化冲击——有的只是适应。第一年我掉了一半的头发，就是因为我不会英语。银行业务、学习——几乎完全听不懂——这一切都非常艰难。但我有一个性格特点，在工作中特别有用：我就像一只斗牛犬——咬住了就不松口。
在英国，一年分为三个学期。第一学期我只拿到了100分里的47分——对我这个一直是优等生的人来说，这很不习惯。但问题确实出在语言上：我根本听不懂，写东西也很吃力。同时我一直在学语言——2006年到的，到2007年就已经完全学会了。听不懂、不会说话，这让我羞愧到想哭。所以我从早上六点就开始咬着牙啃这门语言。
到这一年结束时，我通过了毕业答辩，而我的毕业作品还被《Time Out London》报道了。也就是说，我拿到的不是100分里的100分，而是110分。到年底，我完全恢复了对自己在艺术上所处水平的那种感觉。之后一切都非常顺利：英国人非常喜爱我纸上的作品——他们本来就特别喜欢版画和素描——也喜欢我的雕塑，展览一个接一个地办。谢瓦·诺夫哥罗德采夫还采访了我,把我当作在国外取得成功的俄罗斯艺术家——而谢瓦·诺夫哥罗德采夫，大家都知道，是一个传奇，一个时代的象征。伦敦艺术大学每年会从六所学院里选出36名最优秀的学生——我也在其中，正因如此，《Time Out London》才把我的作品写成当年最佳作品之一。所以我在英国的艺术生涯开局就很顺利，唯一的考验就是语言上的冲击。
搬家后，哪些门打开了，哪些门关闭了？
总的来说，没有什么特别打开或关闭的——更像是一种渐进的演变。作为一个活在自己内心世界里的艺术家，很多机会我根本就没去用：一扇门开了，而我却直接走过去了。说实话，这其实是我的一大问题——比起利用机会去经营事业，我永远把自己身为女人和母亲的角色放在第一位。我把艺术当作自己的腿、自己的头、自己的手——它本来就和我在一起，我不需要到处奔跑、着急忙慌。所以我并不觉得自己错过了什么机会，但对事业发展和在这个世界上的推进而言，这当然是个很大的缺点。
搬到伦敦后，您的艺术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变化非常大。我真切地感受到，我们俄罗斯人有多么压抑拘谨——在艺术上也是如此——我们对自己和对别人有多么无情。我们批评自己的时候毫不留情。而在英国，我让自己成为了我一直以来本来的样子，尽管在俄罗斯这会让我被扣分——当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也有一些很正常专业的人，他们不在乎我是什么样的人——重要的是我做出了什么。就像我已故的丈夫常说的那样：最后总得有人出来把事情做完。需要结果——我就来把结果做出来。是的，我有自己的个性，但每个人都有个性，而在英国，那种对别人个性的不容忍消失了。
我在那儿尽情地放纵自己——头上插着羽毛，穿着迷你裙，领口开得很低，没有人把这当成某种邀请。就是——我是个艺术家，我就是这样看世界的。那时候这种状态让我很舒服，我也从中获得了乐趣。
您还与俄罗斯艺术界保持联系吗？
说实话，这种联系从来就没真正存在过，所以也谈不上“保持”。我和几个在俄罗斯艺术界有一定地位的人有来往，他们作为艺术家很尊重我，每次都很困惑，不明白我为什么不去开拓俄罗斯的艺术市场。但推广这件事和交际密切相关，而交际需要时间，也需要长期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常有人问我怎么才能在西方打开局面——答案是，你得住在西方，因为你的交际圈就是你生活的地方。
所以每当我在俄罗斯的时候，我都会感到极大的灵感——我大多数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创作出非常多新作品。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在创作上确实管用：问题不仅在于成本，中国和印度制作成本更低，关键还是在于灵感。所以我保持联系的，与其说是俄罗斯的艺术圈，不如说是俄罗斯的那股能量——至于那几个我曾经深交的朋友，现在依然是朋友，只是碰巧他们属于艺术圈而已。
什么品质帮助您成为国际艺术家？
大概是开放的心态吧。我特别喜欢谚语——我觉得谚语凝结着一种语言、一个民族的智慧精华。这里正好有一句合适的：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从来没有对西方抱有什么固定的看法，因为那时我压根不了解它。而搬到那里之后，我才发现，我们和西方真的是天与地的差别，生活方式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但那边的生活方式有它的道理，这边的也有它的道理——真的很难去评判谁对谁错。这就好像让深海的鲸鱼去评判一只被挂在别人厨房笼子里的夜莺一样——反过来也是一样。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两个国家的能量完全不同。我一到伦敦就立刻感受到了这一点：搬到那里之后，我的艺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有些方面甚至是不可逆的。它变得更轻盈，技巧性没那么强了，我给了自己更多的自由。
正是这种开放、不拘束、不带偏见地与人交流的能力帮助了我——我本来对那边的人就没有什么先入为主的看法。任何时候都有好人，也有不太好的人——跟哪里都一样。但生活方式、那种刻板的条条框框，确实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可以的话，您想改变自己道路上的什么？
我大概会想，去走那些我一次次让它们溜走的机会之门——总是想着，明天吧，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把地板擦干净，再说吧，大概就是这种心态。我错过了很多事业上的机会。但如果现在问我，我也不确定自己会不会做出不同的选择：生活就是不断地选择，而一天只有24个小时。要不就是带着孩子去三个不同的兴趣班，要不就是在工作室里坐上六个小时画点东西。而要想坐在工作室里画画，灵感得先来，而要让灵感更常来，就得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让自己处于一种特殊的状态。
而这种状态，跟母性的能量完全是两回事。我那些国际艺术家朋友里，百分之九十都没有孩子：几乎没人有，顶多有几个外甥或表姐妹。那些追逐这种特殊状态的人，把一生都花在了工作室和艺术驻留项目里。而我在五六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想要孩子了——我天生就是这样的人，我早就把自己看作这样的人，而我确实成为了一个成功、优秀的母亲。
但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剧本，自己的渴望。正是这段经历拖慢了我事业上的脚步。我的野心一点也不小，我整个人其实是个很“戏精”的人,挺高调的那种。但要我错过身为女人、母亲、妻子的那段时光——我做不到：这些状态根本没法和把大量时间、关注、爱倾注在事业上同时兼顾。也许我确实想改变这一点，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而我似乎还没准备好付出那个代价——对我来说这个价格太高了。我已经为此牺牲过太多次了。就像俗话说的，可望而不可及。我明白该做什么、该去哪里，但一天只有24个小时，而任何事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我不确定，就算是现在，我是否愿意付出这个代价。